在光谷，光电子、高端装备制造、节能环保、生物医药等四大千亿板块，均涉及工业设计。

  市场需求庞大，本地却没有与之匹配的工业设计企业承接。许多企业不得不南下深圳、广州完成工业设计与开模，再返回武汉制造。

  美国设计师联合会的一项调查显示，美国企业工业设计每投入1美元，可带来1500美元的销售收入。

  美国的苹果，欧洲的宜家，日本的无印良品，无一不是通过工业设计拉动需求的经典案例。

  武汉沃亿生物有限公司总经理陈谦，与深圳嘉兰图设计企业通完电话后，松了一口气：由嘉兰图设计的第一台MOST设备，下月可提样机。

  MOST是当前全球最先进的脑科学研究仪器，全称为“显微光学切片断层成像系统”。2013年，华中科技大学的这项专利被沃亿生物以1000万元买断，进入产业化。

  过去3年，陈谦带领研发团队，完成了MOST所有内部结构与核心模块的集成。他先后在上海和本地找了上十家工业设计公司，希望按照世界标准，为MOST这部大型科学仪器设计产品外观，但没有一件作品符合他的要求。“有的设计虽然漂亮，后期工艺都做不出来。”陈谦说，4月，他南下深圳，找到嘉兰图。6月，MOST外观设计定稿，本月进入样机生产。嘉兰图不仅提供了一整套外观设计和制作流程与工艺方案，还在广东找好了能够承接的制造工厂，确保“画得出就做得出”。

  陈谦认为很值：“外观对产品太重要，尤其是瞄准出口的国际化产品，细节可能会影响市场成败。”

  武汉依迅北斗有限公司曾基于北斗定位系统，生产过一款老年人手机。该手机的设计，同样外包给深圳浪尖、嘉兰图等一线工业设计企业完成，开模在广东惠州，最后返汉制造。该手机设计费为20万元，是武汉本地设计企业的3倍。

  在光谷，以烽火科技、长飞、华工科技等为代表的国企、央企或上市公司，产品多涉及海外市场，基本都有自己的工业设计中心或设计团队。大量的IT公司，比如做机顶盒、小型嵌入式设备、智能穿戴设备等集成类产品的，找的是深圳、上海、广州的工业设计公司。

  武汉光电工业技术研究院副院长韩道认为，工业设计与模具制造是“唇齿相依”的关系，武汉在设计和开模这两个方面，都先天不足。

  武汉中旗生物医疗电子有限公司是我省最大的医疗器械企业。去年，该公司自主研发和设计的一款平板心电图机填补了世界空白。该公司首席设计师林天，曾供职于深圳浪尖公司，拿出设计图，却发现武汉没有一家模具厂能够开模。

  林天说，这台平板设备有三四百个零部件，其中100多个机构件，30多种需要开模，涉及塑胶件、硅胶件、五金件、触摸屏等。无奈之下，只得送往深圳。因电容式触摸屏对灵敏度要求极高，大陆企业没办法承接，最后在台湾完成开模。3月，这款平板心电图机获得德国红点设计大奖。“武汉工业设计公司较少，有一些钣金和模具厂，但无法加工精密件，没什么选择余地。”依迅北斗董事长付诚无奈地说：“只得舍近求远。”

  在全国高等院校中，武汉理工大学工业设计实力居全国前三，先后10次斩获国际顶配水平的德国红点与IF大奖，培养了大量设计师。

  走进武汉理工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工业设计系，走廊两侧挂满了游轮、游艇、豪华跑车的工业设计手稿。七八个工作室里，师生团队根据项目自由组合，屋里堆满了工业设计图纸和产品模具。“都是学生的作品。”该院院长潘长学介绍，理工大拥有中南地区唯一的设计学博士点，两个博士后流动站。在广汽、上汽、通用等众多车企，以及船舶设计单位，有大量设计师毕业于该校。

  武汉市经信委主任金伟成认为，这与武汉乃至我国的经济结构有关。武汉经济是在“短缺经济”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，以往，只要产品做得出来就能卖得出去，工业设计一直未受到足够重视。

  在韩道看来，光谷独特的高科技产业形态，未能对工业设计起到引领作用。光谷第一大支柱光电子，占光谷1万亿总收入的40%。从烽火科技的光器件，到长飞的光纤光缆，大部分工业产品讲究的是结实好用，对工业设计的依赖程度，远不像手机、家电等大众消费品那么高。“业内曾有争论，设计与市场之间，先有蛋，还是先有鸡？究竟是先有市场需求，还是靠设计服务拉动需求？”韩道直言，从沿海经验看，我国制造业的大后方大多分布在在广东，正因为有此基础，才能托起深圳的工业设计和周边模具产业高质量发展。珠江三角洲以精密模具、消费电子为主，已形成国内设计制造第一梯队，深圳完成设计后，马上就能在周边东莞、惠州等地开模；小电器等电子工业发达的苏州、宁波等江浙一带，则为第二梯队。“有市场需求，设计自然就会来，人才方能留得住。”他说。

  “武汉经济要站在全国乃至全球高度重新审视自己。”金伟成说，现在是去产能、去库存、转变发展方式与经济转型的关键节点，武汉工业应在做大增量的同时，大力进行结构性调整，提供更多有效供给，进行自我革命。“有效供给的关键，就是技术创新、工艺创新、设计创新，要使原有产业脱胎换骨。”

  他认为，在制造业中，工业设计的价值不再是服务于产品，而是引导、引领创新，促进资源再造整合的重要抓手。政府应通过这一抓手，拉动武汉这个老牌工业城市的工业转型。

  深圳浪尖、嘉兰图、北京洛可可，是国内工业设计界的三大标杆。去年，浪尖700多名工业设计师，创造了近3亿元销售额。

  浪尖设计有限公司董事长罗成说，过去产品研究开发以技术为中心，功能为重，未来将朝着以人的需求为中心转型，工业设计将反过来引领工业发展。

  潘长学认为，武汉补齐工业设计短板，需要政府、高校、产业园区及企业的共同努力。政府应在顶层设计、配套政策和产业氛围上给予支持，想方设法留住设计人才，创造更多就业机会。高校除人才教育培训外，还应输出学科优势，积极与本地产业相结合，互促发展。“去年，我接触光谷一些高科技产业后非常兴奋，合作空间巨大。”他说，武汉理工大学正在计划与光谷生物城共同创立“武汉光谷生物城医疗器械产业园工业设计创新中心”，从医疗器械产业着手，探索工业设计合作。

  华工科技一名负责人说，过去30年，光谷的中小企业还在为吃饱饭、活下来而奋斗，所有的心思都在抓技术、抓市场。随着光谷的全球化发展，很多企业被推向国际，与海外产品竞争，将更注重工业设计和用户体验。

  创立武汉首家工业设计众创空间“楚创谷”以前，武汉光谷机电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郭勇，一直忙于打理钣金生意。

  厂里的大客户是烽火科技，有1000多名员工，主要为光通信设施制造机架等产品。他常笑称自己是“打铁的”。

  在整个光通信的产业链条上，位于下游的钣金制造是利润最低、也最苦最累的一环。

  一次逛市场，他发现一台特价厨房电器，售价大约是350元；而一款设计时尚的厨房电器，却可以卖到2000元至3000元。他意识到，工业设计在整个制造业中，占了重要比重。

  多年在钣金行业摸爬滚打，郭勇对模具十分了解，这是离工业设计最近的一环。去年11月，他创建“楚创谷”，旨在培育扶植本土设计力量，并成为中国工业设计最高奖“红星奖”落户地。

  郭勇马不停蹄奔走于北京、深圳、上海、德国汉诺威等地，一家一家拜访工业设计企业，与东莞多家模具厂洽谈合作。

  5月28日，由“楚创谷”主导发起的首届东湖创客汇，在华中科技大学体育馆举行。来自全国的1000多件创客作品，吸引约1.2万人现场观摩。

  短短半年，多家设计团队入驻，“楚创谷”1400平方米面积已经不够用，准备扩充至3000平方米，引进40至50个工业设计团队。

  武汉的产业是标准的橄榄型，商业模式创新、设计研发小，中间制造环节大，以后一定要成为哑铃型，在设计研发、模式创新上着力。

  一把椅子可以卖5元，也可以卖5万元，期间的差别是品牌和设计。将马斯洛需求理论套用到工业设计中，第一层是设计产品，更高层次是设计品牌、设计战略、设计生态、设计文化。

  1995年，开创个人电脑时代的苹果公司，股票一路下滑，几被收购。史蒂夫·乔布斯重返苹果后，将原本分离的主机、显示器和音箱融为一体，推出全新iMac电脑，半透明的糖果色外壳风靡全球。一个小小的工业设计，竟挽救了一家国际大公司。

  上世纪，日本通过全力发展工业设计与科学技术，其家电、汽车、工业设施、消费电子等产品畅销世界市场。德国的大型机械设备，法国的奢侈品，意大利的家具，无一不是享誉世界的工业产品。

  日本日立公司每增加1000亿日元出售的收益，工业设计所占作用为51%，而设备改造仅为12%。

  我国钟表总产量占世界80%，总销售额却仅为全球10%，平均单价与欧洲的差价是100倍，服装差6倍，汽车差4倍。中国制造提升附加值的关键，就在工业设计。

  如果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，那么体现软实力的工业设计，便是城市从要素驱动到创新驱动、从武汉制造到武汉创造、从武汉速度到武汉质量的第二生产力。 (编辑：丁喆)